第264章 二次摊牌(2)

    杨方亨无疑是这次忽悠中最无辜的同志，本来是带兵的，被派去和谈，半路上领导竟然跑了，只好自己接班，临危受命跑到日本，刚好吃好住了几天，还没回过味来，对方又突然翻了脸，把自己扫地出门，算是窝囊透了。



    当然了，杨方亨同志虽然是个粗人，也还不算迟钝，莫名其妙被人赶出来，事情到底怎么回事，他还不大清楚，沈惟敬也不开口。但回来的路上一路琢磨，加上四处找人谈话，他终于明白，原来罪魁祸首，就在自己身边。



    水落石出，他刚想找人去抓沈惟敬，却得知这位兄弟已经借口另有任务，开溜了。



   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反正也跑不出地球，杨方亨一气之下，直接回了北京，并向明神宗上了奏疏，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

    这下皇帝也火了，立即下令捉拿沈惟敬，找来找去，才发现这兄弟跑到了朝鲜庆州，当年也没什么引渡手续，绳子套上就拉了回来，关进了诏狱，三年后经过刑部审查定了死罪，杀了。



    沈惟敬这一生，是笔糊涂账，说他胆小，单身敢闯日军大营；说他混事吹牛，丰臣秀吉经常请他吃饭；说他误国，一没割地，二没赔款，还停了战。



    无论如何，还是砍了。



    从他的死中，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：



    有些事不能随便混，有些事不能混。



    倒霉的不只沈惟敬，作为此事的直接负责人，石星也未能幸免。明神宗同志深感被人忽悠得紧，气急败坏之余，写就奇文，摘录如下：



    “前兵部尚书石星，欺君误国，已至今日，好生可恶不忠，着锦衣卫拿去，法司从重拟罪来说！”



    看这口气，那是真的急了眼了。



    很快，石星就被逮捕入狱，老婆孩子也发配边疆，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月后，不知是身体不好还是被人黑了，竟然死在了里面。



    所谓皇帝一发火，部长亦白搭，不服不行。



    既然谈也谈不拢，就只有打了。



    但具体怎么打，就不好说了。要知道帮朝鲜打仗，那是个赔本的买卖，钱也不出，粮也不出，要求又多，可谓是不厌其烦。所以在此之前，兵部曾给朝鲜下了个文书，其中有这样一句话：



    “宜自防，不得专恃天朝。”



    这句话通俗一点说，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办，不要老烦别人。



    而且当时的明朝，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，觉得打死人家几万人，怎么说也该反思反思，懂点道理，谁知道这帮人的传统就是冥顽不灵、屡教不改，直到今天，似乎也没啥改进。



    但无论如何，不管似乎也说不过去，于是经过综合考虑，明朝还是派出了自己的援军——吴惟忠，三千七百人。杨元，三千人。完毕。



    看这架势，是把日军当游击队了。



    虽然兵不多，将领还是配齐了，几张新面孔就此闪亮登场。



    第一个人，叫杨镐，时任山东布政司右参政，后改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，负责管理朝鲜军务。



    这是一个对明代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，当然，不是什么好的影响。



    杨镐这个人，实在有点搞。所谓“搞”，放在北京话里，就是“混”；放在上海话里，叫“拎不清”；放在周星驰的电影里，叫“无厘头”。



    其实，杨镐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，因为根据朝鲜史料记载，朝鲜人对他的印象极好，也留下了他的英勇事迹。相关史料上，是这样说的：



    “所过地方，日食蔬菜，亦皆拨银留办。”



    这意思是，杨镐兄的军纪很好，且买东西从来都付现款，从不拖欠，这么大方的主儿，印象不好，那才是怪事。但能不能打仗，那就另说了。



    作为万历八年（1580）的进士，杨镐先后当过知县、御史、参议、参政，从政经验十分丰富，仗他倒也打过，原先跟着辽东总兵董一元，还曾立过功。不过这次到朝鲜，他的心情却并不怎么愉快。



    因为就在不久前，他带着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出击蒙古，结果打了败仗，死伤几百人，本来要处理他，结果正好朝鲜打仗，上面顺水推舟，让他戴罪立功，就这么过来了。



    戴罪，本来就说明这人不怎么行，竟然又送到朝鲜立功，看来真把日本人当土匪了。



    客观地讲，杨镐还是有些军事才能的，而且品行不错，做事细致，但他的优点，恰好正是他的缺点。



    清朝名臣鄂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：大事不糊涂，小事必然糊涂。



    这是一句至理名言。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而世界上的折腾是无限的，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折腾中去，是不可能的。



    李如松是个明白人，他知道自己是军人，军人就该打仗，打赢了就是道德，其他的问题都是次要的。



    杨镐是个搞人，而搞人，注定是要吃亏的。



    幸好，明朝也派来了一个明白人。



    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，送别了李如松后，麻贵来到了延绥，担任总兵，继续他的战争事业。在这里，他多次击败蒙古部落，立了无数大功，得了无数封赏。到了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），终于腻了，于是他向朝廷提出了退休。



    考虑到他劳苦功高，兵部同意了他的申请，麻贵高兴地收拾包袱回家休养去了。



    但工作注定是干不完的，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，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，麻贵起复。



    而他被委任的职务，是备倭大将军总兵官，兼任朝鲜提督。



    接到命令后，麻贵立即上路，没有丝毫推迟。他很清楚，几年前，那个无与伦比的人，曾担任过这个职务，并创建了辉煌而伟大的成就。



    “四年前，我跟随着你，爬上了城楼。现在，你未竟的事业，将由我来完成。”



    麻贵的行动十分迅速，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七日，他已抵达首尔，开始筹备作战。因为根据多年的军事经验，他判定，日军很快就会发动进攻，时间已经不多了。



    但事实上，他的判断是错误的，时间并非不多，而是根本没有。



    万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，全面进攻开始。



    日军十万余人，分为左右两路。



    左路军统帅小西行长，率四万九千人，进攻全罗道重镇南原。



    右路军统帅加藤清正，统军六万五千人，进攻全州。



    从军事计划看，日军的野心并不大，他们不再奢求占领全朝鲜，只求稳扎稳打，先占领全罗道，以此处为基地，逼近王京。



    而要说明军毫无准备，那也不对，因为在南原和全州，也有军队驻守：



    比如南原，守将杨元，守军三千人。



    比如全州，守将陈愚衷，守军两千五百人。



    经过计算，结果如下，攻击南原的日军，约为守军的16.3倍；而攻击全州的日军，约为守军的26倍。



    大致就是这么回事。算起来，估计只有神仙，才能守住。



    杨元不是神仙，但也不是孬种，所以南原虽然失守，却一点也不丢人。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，杨元拼死抵抗，并亲自上阵与敌军厮杀，身负重伤，身中数枪率十余人突围而出，其余部队全部阵亡。



    相对而言，全州的陈愚衷就灵活得多了。这位仁兄明显名不副实，一点也不愚忠，倒是相当灵活，听说日军进攻，带着兵就溜了，所部一点也未损失。



    南原和全州失陷了，两路日军于全州会师，开始准备向首尔进军，四年之后，他们再次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。



    胜负之间



    杨元逃回来了，麻贵亲自接见了他，并对他说了一句话：



    “南原之败，非战之罪。”



    想想倒也是，几千人打几万人，毕竟没有投降，也算不错了。对于领导的关心和理解，杨元感到异常地温暖。



    但是，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。



    事实上，就在他倍感安慰的时候，麻贵在给兵部的上疏中写下了这样几个字——“按军法，败军则诛。”



    所谓“非战之罪”，并不代表“非你之罪”，虽然杨元很能打，也很能逃，但城池毕竟还是丢了，丢了就要负责任。数月之后，他被押到辽阳，于众军之前被斩首示众。



    麻贵很理解杨元，却仍然杀掉了他，因为他要用这个人的脑袋，去告诉所有人：不胜，即死！



    现在，摆在麻贵眼前的，是一个极端的危局。



    攻陷全州后，日军主力会师，总兵力已达十余万，士气大振，正向首尔进军。



    此时，另一个坏消息传来，朝鲜水军于闲山大败，全军覆没。



    虽然朝鲜打仗不怎么样，但必须承认，搞起政治斗争来，他们还是很有点水平的，第一次战争刚刚结束，就马不停蹄地干起了老本行。



    这次遭殃的，是李舜臣。击退日军后，李舜臣被任命为水军统制使，统帅忠清、全罗、庆尚三道水军，大权在握，十分风光。



    十分风光的结果，是十分倒霉，还没得意几天，就有人不高兴了。同为水军将领的元均看他不顺眼，便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，整了李舜臣一把。这位革命元勋随即被革职，只保住了一条命，发配至军中立功赎罪。



    而元均则得偿所愿，官运亨通，接替了李舜臣的位置。



    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元均同志的脑筋并不是很好使，因为他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而明显的问题——在享受权利的同时，还要承担义务。



    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六月，元均走马上任，七月七日，日军来袭。



    从技术角度讲，打仗是个水平问题，能打就打得赢，不能打就打输，而元均，就属于不能打的那一类。



    日军的水军指挥官是藤堂高虎，就其指挥水准而言，他比之前的九鬼嘉隆要低个档次。但很不幸的是，和李舜臣比起来，元均基本算是无档次。



    双方交战没多久，不知是队形问题，还是指挥问题，朝军很快不支，死伤四百余人。元均随即率军撤退，并从此开始了他的逃窜生活。



    七月十五日，逃了一星期后，元均被日军追上了，双方在漆川岛展开大战，朝军再次大败，元均再次逃窜。



    七月二十三日，又是一个星期，元均又被日军追上了，这次作战的地点是巨济岛，朝军又大败，但元均终于有了点进步，他没有再逃下去——当场战死。



    经过几次海战，日方不费吹灰之力，击沉船只一百五十余艘，朝鲜海军被彻底摧毁。



    朝军完了，明朝水师人数很少，日军就此控制了制海权，十二万大军水陆并进，扑向那个看似唾手可得的目标——王京。



    镇守王京的将领，是麻贵，他已经调集了所有能够抽调的兵力，共计七千八百四十三人。



    对于这个数字，麻贵是很有些想法的，所以他连夜派人找到了直属领导、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邢玠，请求放弃王京后撤。



    邢玠的答复很简单：不行。



    既然领导说不行，那就只有死磕了，毕竟杨元的例子摆在前面，自己可以杀杨元，邢玠就能杀自己。



    但手下就这么点人，全带出去死拼，拼未必有效果，死倒是肯定的。琢磨来琢磨去，麻贵决定：打埋伏。



    经过仔细筹划，埋伏的地点设在王京附近的稷山，此地不但地势险要，而且丛林众多，藏个几千人不成问题。



    九月六日夜，麻贵亲自选派两千精兵，深夜出城，前往稷山设伏。



    他很清楚，这已是他的全部家底，如伏击不能成功，待日军前来，就只能成仁了。



    生死成败，一切都在冥冥之中。



    九月七日，日军先锋部队一万两千人到达稷山。



    在日军指挥官看来，眼前形势很好，不是小好，是大好，十几万大军对几千人，无论如何是赢定了。



    上级领导的乐观也感染了广大日军，他们纷纷表示，在进入王京时，要全心全意地烧杀抢掠，绝不辜负此行。在这种情绪的指导下，日军各部队奋勇争先，力求先抢，军队的队列极其混乱。



    这正是明军所期待的。



    拂晓，日军进入伏击圈，明军指挥、副总兵解生发动了攻击。



    没有思想准备的日军顿时大乱，明军又极狡猾，他们并没有立即冲出来肉搏，而是躲在丛林中发射火枪火炮，所以虽然杀声震天，人却是一个皆无，挨了打又找不着主，日军越发慌乱。



    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闻讯，当即带领三千人前来支援，可慌乱之间毫无作用，自己的军队反而被败退的前军冲乱，只得落荒而逃。



    眼看时机成熟，解生随即下令发动总攻，两千明军全线出击，奋勇追击日军。



    这是日军的又一次崩溃，简单说来，是两千明军追击一万五千日军，且穷追不舍。这一景象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，所以在相关的日本史料中，留下这样的记载：稷山之战，明军投入了数万大军，布满山林，不见首尾（遍山盈野）。



    只有鬼才知道，那多余的几万人，是从哪里寻来的。



    就这样，日军大队被两千明军追着跑，损失极为惨重，追赶鸭子的游戏一直进行到下午四点，直到日军右路军主力到达，才告结束。



    此战，日军大败，阵亡八百余人，伤者不计其数，史称“稷山大捷”。



    这是极为关键的一战，虽然日军仍占有绝对优势，但麻贵的冒险迷惑了对手，几乎所有的日军指挥官都认定，在王京等待着他们的，是一个更大的陷阱。



    于是他们停下了脚步。



    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军事判断，此后，他们再也未能前进一步。



    虚张声势的麻贵赢得了时间，而不许后退的邢玠也没有让他失望。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，他已完成了部署，并抽调两万余人进入朝鲜作战，加上之前陆续赶到的部队，此时在朝明军的数量，已经达到五万。



    错失良机的日军这才恍然大悟，但已于事无补，随即全军撤退，龟缩至南部沿海釜山一带，离下海只差一步。



    战争的主动权再次回到明军的手中，麻贵知道，该轮到自己了。



    为了让日军毫无顾虑、放心大胆地下海，麻贵制定了一个全新的作战计划。



    四万明军随即分为如下三路：



    左路军，统帅李如梅、杨镐，一万六千人，进军忠州。



    中路军，统帅高策，一万一千人，进军宜宁。



    右路军，由麻贵亲率，一万四千人，进军安东。



    此外，朝军一万余人，进军全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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